马一浮是一位很有特色的近现代大文学家，或许有的人是比较的了解这个人但是也有很多人都不太了解这个人的，所以今天小编就要为大家带来这个人相关介绍，那么有感兴趣的网友可一定别错过了，欢迎品鉴了!
从梁漱溟的思想大观，有必要提到另外一位儒学大师，马一浮(1883—1967)。一浮先生，不仅与梁漱溟、熊十力并称“新儒学三圣人”，而且有“一代儒宗”的雅称。
在文化趣味上，一浮先生与梁漱溟类似，都是先攻儒学，再修佛学，靠儒学解决当下问题，靠佛学解决终极问题，一度与弘一大师者李叔同先生过从甚密，据说李叔同出家，临行前只和马一浮话别，而一浮先生则亲自把李叔同送至杭州灵隐寺受戒。
在儒学原典的研修方面，一浮先生的的确确是一代宗师，他立足于孔孟原典，重新阐释了宋代理学。其中就讲到“理一分殊[1]”的深意。所谓“理”，乃是对天道的另一种阐释，按照汪丁丁对思想的整体性的描述，则这里的“理”，正是指向了一种整体性的思想体系。由此马一浮强调，天下同一理，这是儒学大同社会的逻辑起点。同时，理学又强调“分殊”，天道之理，必然会通过分工，构成不同层次的知识。
马一浮极为推崇这样的思想描述，在为浙江大学题写的校歌中，也隐蔽地陈述了这样的思想[2]。言下之意是，普天之下，理只有一个，从理可以分出万物也。汪丁丁非常推崇马一浮的思想，认为他对“分殊”的解释，有叔本华的思想气象，“分殊概念对于知识的进步非常重要，把一个概念分成两个子概念，再分成四个，再分成八个，如此细分下去，知识就深入了[3]。”
问题在于，马一浮先生所构建的“理一分殊”的基本秩序是什么?马一浮先生在复兴书院曾开讲六艺课程，有“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之说[4]。六艺，即儒学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这是一切学术的总纲。立足于这个总纲，这个“理”，马一浮展开了他的“理一分殊”的基本秩序。统摄的思想，知识的分工，均在其中。
按照马一浮先生的解释框架，六艺首先统摄了中土一切学术[5]。六艺之学是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源泉，其他诸种学问均是六艺的流变和发展。先秦诸子，如墨、名、法、道诸宗，其源皆出自六艺，可看作是六艺之得失。墨家《节用》、《尊天》、《明鬼》皆出自《礼》，而其《短丧》又与《礼》相悖;墨子《非乐》，《兼爱》、《尚同》出于《乐》，所以马一浮认为，墨子于《礼》、《乐》，是得少失多。名家惠施、公孙龙，极其辩，无益于道，可谓得少失少。法家亦统于礼，同时法家往往兼取道家学说。韩非有《解老》、《喻老》之作，自托于道，于《礼》于《易》，得少失多。道家统于《易》，其体大观变最深，其得多失亦多。老子得于《易》者为多，而流为阴谋其失亦多，庄子语得于《乐》之意为多，但其好为无端涯之辞，不免流荡，亦是得多失多。
其次，六艺统摄西来一切学术[6]。马一浮将西方学术分作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自然科学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统于《春秋》。因《易》以明天道，凡研究自然界一切现象皆属之;《春秋》以明人事，凡研究人类社会一切组织形态皆属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宗教虽信仰不同，亦统于《礼》，所谓亡于礼者之礼也。哲学思想派别虽殊，浅深、小大，皆各有所见。大抵本体论近于《易》，认识论近于《乐》，经验论近于《礼》。总之，在马一浮看来，从学术思想的统类而言，儒家六艺之学已大致涵括了西方学术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因此他认为，“六艺不仅统摄中土一切之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的一切学术”。
第三，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之理[7]。马一浮认为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不仅仅指类的包涵，而主要是指儒家六艺之学所阐发的哲理和精神，统摄了人类一切学术文化的全部意义和追求。他在揭示儒家六艺之学的宗旨时，引《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艺大旨莫简于此。有六艺之教，斯有六艺之人。故孔子之言，是以人说;庄子之言，是以道说。《论语》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即六艺之道，即六艺之人。”由此马一浮强调，六艺之学的目的是使人获得知识与道德的全面提升，成为一个品格完美的人。他认为，人类一切学术的追求，并不主要是知识与物质文明的进步，而恰恰是儒家六艺之学所追求的那种知识与道德上的全面发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儒家六艺之学所内涵的人生哲理代表了人类一切学术之原，对于一切学术所阐发之理具有“赅摄”的意义。因而马一浮得出结论：“西方哲人所说的真、善、美，皆包含于六艺之中。”“若是西方有圣人出，行出来的也是这个六艺之道，但是名言不同而已。”
第四，六艺统摄于一心[8]。马一浮认为，儒家六艺之学之所以能够统摄一切学术，归想到底，在于其内涵之理根乎人心。他反复强调:“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此一心之全体大用也。”又说:“天下万事万物不能外于六艺，六艺之道不能外于自心。”在这里，马一浮所说的“一心”、“自心”，并非指空荡荡之心，而是包含性德之心，或称义理之心。既然六艺内涵之理是人心中所包含的性德(义理之心)的自然流露，反映了人心之全体大用，那么，人们学习六艺的目的就在于穷理尽性，变化气质，恢复人们心中本然之善，成为一个品格高尚的人。由此，马一浮再次强调，“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
的确，如果马一浮先生的“六艺统摄”之说是一个思想史的事实，那么人们就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古典儒学不仅可以复兴中国，甚至完全可以统领整个人类。“故今日欲弘扬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纯的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亦是圣人之盛德大业。”这是马一浮先生的大预言：“天地一日不毁，人心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常存，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六艺，而资格为此文化领导者，则中国也。”
面对马一浮先生的陈述，我们的问题意识是，一浮先生所阐释的基于“六艺统摄”的“理一”秩序，是一个明确的、稳定的观念秩序，还是一个人的模糊的想象中的载体?是一个终极的超验真理，还是一个此时此地的偶像崇拜?如果这个重要的“理”，不是康德所陈述的超验的存在，不是一个人类经验之外的明确的存在[9]，不是一个二律背反秩序下的悖论和张力，那么我们所追求的道德秩序如何承载，我们的知识立足于什么基准形成伟大的涌现秩序?
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范式来解释，我们认为，知识的分工与涌现，应该呈现出以下认识论的思想链式：
1、作为终极的理(天道)的绝对确定性和超验启示性;唯理论的秩序，对人类的理性判断能力的先验解释;
2、观念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即观念先于对象而存在，不是观念适应于对象，而是对象适应于观念的秩序;
3、 二律背反的认识论的内在冲突，构成人的理性的经验论。
这个思想的链式并不是单向度的线性状态，而是呈现为一个综合的曲面[11]。一个三位一体的共时函数[12]。以此为分析工具，我们大致可以辨析马一浮所强调的“理一分殊”与“六艺统摄”的秩序，在哪几个维度上暗合了康德的认识论秩序，在哪几个维度上构成了认识论的缺失。我们可以就此在西方思想史传统的认识论和儒家思想史的认识论传统之间，进行一次知识分工秩序意义上的比较分析。
整体来看，通过一种基于康德哲学的对儒家思想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整体性的思想的维度上，基于人性的幽暗性，马一浮这样深厚的儒家大学问家，就不太可能穷尽一生去追求绝对真理，而是选择追求一种经过形而下分工的、看得见的、单向度的知识，一种可以在此时此地寻求心灵自恰的可见艺术。这才是他如此高迈地把“六艺”界定为“理一分殊”秩序中“理”的位置的内在理路。
由此，在公共治理的意义上，历代大儒们普遍的状态，是相信世界上存在一个完美的人，或者通过文教传统，可以培养出一个完美的人，并寄希望于一种大同理想，以及那些以大同理想为目的努力奋斗的人们。
纵观马一浮先生的人生过程，他的典范的儒家生命格局，体现在他的人生的每个细节里。年轻时代的一浮先生，聪颖过人，学贯中西，曾经游学美欧、日本，对英文、日文和德语均熟稔，以翻译为志业，译有《堂吉柯德》、《日耳曼之社会主义史》、《法国大革命史》，归国之前，据说一浮先生所带回的外文书籍中，就有马克思著名的《资本论》[13]。按照这些译著的观念取向，想来一浮先生应该认为，弥漫在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理念，暗合了他内心深处对儒学大同世界的向往。或许正是这些观念的引导，马一浮没有选择留在欧美世界做学问，而是像所有的儒生一样，选择回到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地理、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国家，去做一个真正的大儒。
的确，年轻时代的马一浮，沉思天道，深谙儒学经典，表现出卓越的才华与耿介的气度，以至于他有勇气拒绝蔡元培的两次相邀。第一次是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期间，邀请马一浮出任秘书，结果一浮先生仅仅工作了三周时间，便决然辞去公职，言称“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回西湖”。第二次则是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邀请一浮先生出任文科学长，也被他婉言谢绝[14]。
接下来的一段时光，马一浮把大量的精力和大量的学问兴趣，都放在了对佛学的啃读之上，和梁漱溟一样，想来马一浮应该是希望自己能够在儒学与佛学之间打通一个路径，以此完整解释中国人的生命问题。为此，他广游名山，结交各路僧人，与诸多寺庙方丈结为知己，一起吟诗作画，并撰有著作《重修祥峰禅师塔铭》，之间他还牵头建立了一个名叫“般若会”的佛学组织，一时名声远播，引得军阀孙传芳也来拜见[15]。
马一浮的这种思想与人生气象，代表着儒学大学者最深刻、最广博的格局，事实上熊十力和梁漱溟都致力于这样的生命建设。所以，当一浮先生成为中国之南的思想地标，熊十力的选择是带着弟子们南下，去到杭州拜见马一浮，于是中国现代儒学思想史上终于有了“新儒学三圣人”的美誉。
无论如何，读书人之间觥筹交错，互相取暖，都是思想界不可多得的优美风景。但让人费解的是，1949年之后，向来云淡风轻，一心求佛修儒的马一浮先生，却对来自上海市的陈毅礼节有加，不仅在杭州高调礼遇来访的陈毅，而且很快就奔赴上海，完成对陈毅的回访。与此同时，他还欣然接受了陈毅的邀请，出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文史馆馆长。不久，陈毅又来岭南温泉停留，马一浮兴高采烈，现场赋诗，献与陈毅：“尊酒三年别，新都此日来。太平临老见，万象及春回。谈笑安诸夏，经纶识异才。西湖应在念，垂钓兴悠哉。”[16]大意乃是太平盛世、春回大地之类的赞美，以及老迈书生马一浮的感激之情。到1958年，国家已经显出饥荒之兆，马一浮的赠诗似乎并不关心，而是一如既往的赞美：“每闻异域诵新篇，上国风猷四海传。论道终符无外者，经邦先重屡丰年。康衢俗美民归厚，玉烛功成物自妍。皓首扶藜长仰化，未知何日更行边?[17]”依然是太平盛世，还有丰年之词语，想来陈毅读了，必然哈哈大笑。
此后周恩来也慕名而来，并带上了苏联社会主义尊贵的客人。这是1964年的事情，这一年，马一浮先生八十有一，已经是须髯飘扬的老人，他不顾身体之垂暮，去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据说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接见了一浮先生，马一浮有幸与毛泽东近身而坐，感激不尽，写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的诗联，落款为“毛主席莞正”[18]。上联取自《孟子》“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下联取自《礼记》“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马一浮意在把毛比作圣人。可叹一代儒宗，在疯狂年代，不过保持了赞颂圣上的传统。
遗憾的是，马一浮先生的晚年美景不可持续，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闹腾起来了，年轻的造反派们将他的琴棋书画扔得满地都是，有些珍贵作品甚至付之一炬。传说一浮先生颤巍巍对红卫兵孩子们说，“留一方砚台给我写字，好不好”，得到的却是孩子们的一记耳光[19]。如此屈辱，积聚在一名84岁的老人身上，一浮先生终于一病不起，在痛苦和不安中告别了这个世界。一代儒宗的结局，让人唏嘘。可能在去世之前，马一浮也不能理解，他的那些新结交的朋友，比如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为什么不来替他说说情，这些看上去具有大同理想的领袖们，为什么在现实生活，容不下书生的一支毛笔和一方砚台。
[1]“理一分殊”观念的提出，朱熹认为这是儒家思想对道家思想的借鉴，但程颢程颐认为主要来自佛学《华严经》。
[2]参见浙江大学校歌。
[3]汪丁丁《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第二讲，思想史方法引论，第53页。
[4]《复兴书院讲录》，马一浮著作，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2月。卷二，“题识”、“群经大义总说”。
[5]参见浙江文化信息网，马一浮学术思想。对马一浮的“统摄”理论的介绍，主要参考了这篇文献。
[6]同上。
[7]同上。
[8]同上
[9]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两个先天特殊的概念。没有人可以想像一个存在于没有时间与空间的世界中的物体，因此他强调没有时间与空间，经验不会成为可能。时间和空间先于一切经验。所以康德强调，人类经验必需来自于心灵以外，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感知、理解他周围的世界，但永远无法感知、理解自己本身。
[10]这里表述的是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所呈现的“无偏差的旁观者”秩序观念。将斯密的道德设准问题引入到康德的纯粹理性分析框架之中，是为了回应经济学意义上的一般均衡理念，表明知识的涌现秩序必须依赖于“上帝的公正的、无偏差的、主观存在的旁观者”。在思想史的事实上，的确有文献表明，康德虽然与亚当斯密并无交集，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明显受到了斯密的道德哲学的影响。
[11]曲面是一个思维的方法论，参见汪丁丁先生《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第64页。“为什么要有曲面?”“我们在经济学、金融学里经常使用类似方法。去掉那些庸才，去掉那些平庸的经济学家或者其他学者，他们在这个曲面的内部。伟大的经济学家给你带来三个维度上的最大值、最高点，三个维度他都走得最远。”这样的表述与方法，意味着汪丁丁教授对于思想的整体性的再次重申。思想的链式必须指向思想的整体，人类的思想是从单向度的、局部的状态向着整体性的思想的不断趋近但是永远无法完全抵达的过程理性。汪丁丁教授的“曲面”概念，比较形象地体现了这样的过程理性。
[12]这里的“共时”，是一个奥古斯丁式的“三一论”时间概念。时间是一个整体，细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在上帝创世之前，一切都不存在，包括时间。因此，对于上帝而言，无论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都是现在。这样的共时与分时概念，隐含着时间的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的关系。既有一般均衡意义，普遍意义，又有分工意义，涌现意义。参见奥古斯丁著作《论三位一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
[13]参见浙江文化信息网，马一浮年表。对马一浮生平的介绍，主要参考了这篇文献。
[14]同上。
[15]同上。
[16]马一浮《北游赠陈仲弘》。
[17]马一浮《寄怀陈仲弘》。
[18]《儒学大师马一浮与共和国领袖的交往》，见《党史博览》2014年9月。
[19]见《浙江文化信息网》，《马一浮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