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90后大多数都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所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得到父母无限的关注,可能有的人会把这种关注当成是一种负担,但这就是结果没有办法。可能我们无法理解有兄弟姐妹的家庭他们所要承担的又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别人的口中的知。以前听过一个说法,家里如果有两个孩子如果小的是男孩以后要买房之类的事作为年长的人就应该帮忙,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大多数家庭都这样还是小部分,但是真的合理么?
“有人从不肯吃没有尝试过的东西,不然你以为罗马教廷为啥迫害哥白尼。”
对我说这句话时,哥头戴着像朵蘑菇云似的主厨帽,捻着手里的筷子,伸向面前一盘生肉。
“为啥?”
哥没理我,将鲜红的肉片扦进嘴里做作地咀嚼起来。半晌才将肉咽进肚里,放下筷子,用右手边搭着的手绢轻擦了擦嘴,转头看向我,目光如炬。
“因为这东西实在太他妈难吃了。”
哥比我大十岁,我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已经到往家里带女朋友的年纪了。然而不像其他二十岁的小伙子,哥从来不领小姑娘回家,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套锃光瓦亮的菜刀和铁锅。
每天放学回家,我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厨房,看哥炒菜,享受吸着满鼻子的油烟味儿,欢喜又焦急地等着一盘盘香气扑鼻的菜被哥从油亮的锅乘到瓷盘子里的过程。
等待是艰难而愉悦的,等待的结果是我哥把我喂成了个200多斤的孩子。
拜他所赐,直到上高中,我在男女问题上还依旧是一张白纸。以前喜欢的女同学嫌我磕碜,我回家和哥哭诉,哥就要抄着锅铲去找人家,任我哭着喊着拦都拦不住。不知道是谁瞎传,后来整个小镇上的适龄女同学都知道了被我喜欢会挨揍,没人再敢搭理我。哥听说之后,拍着平底锅笑了一下午。
是的,在那个家家户户都用大铁锅的年代,我家已经有了一整套西洋厨具,都是哥不知道从什么门路坑蒙拐骗回来的。用我妈的话说,拆吧拆吧够全家人砸锅卖铁生活好几年了。
每次大家这样抱怨,哥都抱着胳膊哧哧地傻乐,乐完了一本正经地告诉妈说,爆锅的声音就是梦想噼里啪啦地炸了。
十八岁之前,我一直觉得哥哥是个傻逼。
我高考那年,哥出人意料地找了个女朋友,让我叫阿水姐。
凭良心讲,哥不丑。面貌清秀身材适中,顶多有点浮夸,可是二十八了都没有女朋友,谁家的姑娘都瞧不上,眼光高的没边。听说他处对象了,家里人都好奇得不行。
第一次见到阿水姐,这种好奇就变成憧憬。阿水姐很漂亮,特别漂亮。不是小地方五官端正就能封个啥啥西施的那种漂亮,而是眼睛里有湖水,头顶上有月亮,她的每一次凝视都能创造一个戏剧性的氛围,她和我见过的所有姑娘都不一样。
哥告诉我阿水姐不是本地人,是坐船到镇子上的。
我从小生活的这个小镇三面环水,再往前挪挪就是一座海岛。与海水并生的是许多港口,但由于落后的旅游业,港口上来往的不是鲜亮的人群,而是灰突突的集装箱。
阿水姐的父亲是一艘货轮的船长,她从小就在海上长大,跟着父亲四处奔波,见过长岛的雪也听过潘帕斯的风吟鸟唱。但是这次上岸之后,阿水姐就不准备再回船上了,她要在省城读研究生,和哥是在大学食堂里认识的。
从前我一直不知道哥的工作,没想到他一直在省城的学校里当厨子。听完阿水姐的故事,我只抓住了这一个重点。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就是让我莫名觉得丢脸极了。哥在我心里的地位再一次下降,不仅是傻逼,还是文盲。
我高考前一天晚上,哥喝多了在街上耍酒疯,三四个小年轻愣是没按住。邻居跑来传信,我听了飞一样地冲了出去,妈在后面扯着嗓子喊都没听见。
饭馆门口,哥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死死抱着一个过路小姑娘的脚脖子不撒手,嘴里默默叨叨地嘟哝着什么,人家踢都踢不动,小姑娘急的要哭了。
看见这画面,我心里就一个念头。
有这么一个扬了二正的哥,真是太他妈的丢人了。
哥很瘦,仗着体重优势,我努力掰开他抱着小姑娘的胳膊,用力钳制住他的动作,用古时候狱卒押犯人的姿势把他扭回了家。
那晚上回家的场景我至今都记得。哥身上的酒味湿透了附近的空气,树叶翠绿,没风,后面饭馆老板叫嚷着脏话,我脑子昏沉沉的听不太清,好像是在骂哥喝酒没给钱,我跑得更快了。
那天晚上四点,哥和阿水姐在码头分手了。
第二天早上十点,我在床上知道我要读高四了。
阿水姐不继续读书了,她说她想回到海上。
哥也不再做菜了,他说他想当水手。
一天晚上,父亲夜归,逮到了卷着铺盖要去港口的哥哥。在帮他归置东西时,我发现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全额奖学金,上面写着哥的名字。我问他为啥不去上学,奖学金都给了干啥和自己过不去。哥回答我说,他要是去了才他妈是和自己过不去,人生就是要永远反抗真理。
十八岁之后,我终于反应过来谁是傻逼。
人类追寻意义的任务终将失败,享乐主义古老而奏效。
那个暑假,哥变得特别愿意和我聊天,他说和傻逼聊天不会累。我也变得特别喜欢问他问题,我想证明我不是傻逼。
哥不爱回答我,就说你小屁孩子能不能学学哥哥好好学习天天吃喝玩乐,脑子里别想那些没有用的。
后来哥离开了家去海上,却因为体格单薄没当成水手,而是应聘了随船的厨师。
我复读了一年,考上了当年哥哥没有去的大学。我没他那么潇洒,我要养活爸妈。
那以后哥哥寄回家里的照片上永远是晒得黢黑锃亮宛如铁锅底的他自己和一些我闻所未闻的奇异景色,但最多的还是大海,各种模样的大海。
我毕业回到小镇,因为哥哥不在身边瘦了不少,谈上了恋爱,可惜再没遇见过少年时阿水姐那样独特的姑娘。
一天早上,报纸上一则新闻绷紧了我安定已久的神经。太平洋里一艘远洋货轮遇事故沉没无一生还,船长和阿水姐一个姓。
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阿水姐父亲的船,直到哥哥连夜回到了港口,在当年分手的码头上坐了一宿。
“弟弟,我记得她离开时那艘船的编号。一辈子都记得。”
我安慰他阿水姐不一定在船上,这么多年过去了,也许早就厌倦了潮涌上了岸了。
可是哥哥却不再出海了,在一家日式餐厅做了主厨。他说阿水姐是无脚鸟,上不了岸。
我三十岁的时候,哥在钓鱼时跌下船死了。
别人都说是意外事故,只有我知道水手在海里不会失足。
多年后的一次度假,我在澳大利亚的海滩上偶然瞥见一个背影像极了阿水姐的女人。
激动极了的我几乎是连滚带爬的跑去想要看看她,却见她转过头来,和阿水姐几分相似的脸上堆满生活的皱褶,怀里还抱着一小团柔软的婴儿。
那一瞬间我明白了哥说的话,这不是阿水姐,阿水姐是无脚鸟,哥也是,他们在上岸的一刻就死掉了。
“哥,你当初为啥想当水手?”
“因为对未知的地方怀有思乡之情。”
“......因为阿水姐?”
“不是。”哥哥眯起眼睛。
“因为她脚下踩过的星星。”